1950年8月17日晚，上海小东门外一栋灯火通明的军分区招待所里，宋时轮把作战地图往桌上一摊，目光却始终停在副司令员空缺那一栏。九兵团已列入“第一梯队”，次日即可待命入朝，可要带多少炮、携哪几支工兵分队都定下了，唯独副司令员陶勇杳无音讯。宋时轮挥退勤务兵，嘴里嘟囔一句：“怎么还不来？”
视线转回半年前。华东野战军刚结束苏北冬季剿匪，粟裕提出：23军划归九兵团，陶勇升任副司令。从军长到兵团副司令，论级别是提拔，也是对23军与20军、27军磨合的考量。命令电报发出，按理说陶勇应马上动身，可人却留在杭州，理由是“舟山岛尚未肃清，部队需要压阵”。了解内幕的干部都知道，这是客气说法；真正让陶勇犹豫的，是宋时轮那张“动不动就发火”的脸。
宋的火爆脾气并非传闻。1934年，他在红军大学扛泥，一句“少装点”被同伴打了小报告，结果党籍被停三月。十多年后，济南战役曲阜会议上，他因不满再次被安排打阻援，当场甩门而出，电报传到西柏坡，毛主席回了八个字：“行为极不当，应撤职。”若非粟裕几次求情，宋时轮恐怕早就离开主指挥席。脾气大，却敢打敢拼，这两点交织成他独有的锋芒。
再说陶勇。打宿北、打鲁南，一师逢坦克不退，他坐在石碾子上，两句硬话便让慌乱的新兵稳住阵脚；整场鲁南战役，缴了二十多辆坦克，还俘虏五万余人。平日里，他能和战士同炊，同睡草棚，可下达命令却一字不能差。粟裕对他有一句评价：“亮剑时像锋钢，收剑时像老兄长。”这样的人物，担心与宋时轮“短兵相接”，似乎也不算小题大做。
时间来到8月19日凌晨。宋时轮检查完20军弹药消耗表，突然决定去杭州。参谋长劝他：“海陆转运忙得很，等电话——”宋瞪了一眼：“电话解决不了问题。”说完跳上一辆吉普车，一路疾驰。
当天下午，吉普停在23军司令部食堂门口。陶勇正蹲在长条凳上吃糙米饭，抬头见宋时轮迈进门槛，差点把碗碰翻，忙立正：“司令员——”宋瞟了桌上白菜帮子，笑得意味深长：“陶军长这伙食，专门挡我吗？”这一问，气氛先紧后松，满屋将佐暗自松了口气。陶勇憨笑两声，终究开口：“司令员，我怕顶不住您的脾气。”十三个字，说得诚恳，也说尽了隔阂。
屋里一时静得出奇。宋时轮沉默半晌，忽然摆手让人散开，只留下两把折椅。随后压低声音：“打仗要的是快刀。副司令若不到位，仗咋打？脾气大是我的错，可我骂的是事，不是人。”说到动情处，他指着墙上满是红圈的朝鲜地图，“那儿山高林密，冬天零下三十度，一个口令慢半拍，就得掉几百号兄弟的命。”他没再吼，只轻声叹气。陶勇站起，啪地敬礼：“我明早到南京向兵团部报到。”
短暂交锋，疑云即散。九兵团随后北上安东，十月中旬越过鸭绿江。长津湖高地，零下四十度的风像刀子。20军、27军主攻美陆战一师正面，26军担侧翼迂回。宋时轮的指令仍旧干脆，陶勇在指挥网里回应同样简短：“收到。”战斗七昼夜，九兵团减员严重，但把敌主力牢牢钉在新兴里，志司战报评语称其“坚决顽强，调度快速”。
1951年春，宋时轮转任志愿军副司令，陶勇代理九兵团司令。纵使一路血火，也再没传出两人“顶牛”的消息。1952年，陶勇回国出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；同年秋，宋时轮接掌总高级步校。昔日的火爆司令与谨慎副手，各自走上新岗位，流传于军中的是一句玩笑：“真要顶不住脾气，就并肩上战场试一回。”
故事至此，并无煽情结尾。史册里可以找到明确时间、地点、番号；人们更愿记住的却是那天下午食堂里的一问一答——当锋利与刚劲擦出火花，火光虽烈，却也照亮了共同的战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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